八七會議和南昌起義、秋收起義、廣州起義
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革命后，國內政治局勢陡然逆轉。神州大地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，中國革命處于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。
在嚴酷的斗爭和血的教訓中，黨深刻認識到，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，就無法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，就無法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，就無法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。不進行武裝反抗，就無異于坐以待斃，聽任整個中國變成黑暗的中國。
1927年8月1日，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領導下，賀龍、葉挺、朱德、劉伯承等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兩萬多人，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。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，起義軍占領南昌城。隨后，根據中央的計劃，起義軍撤離南昌，南下廣東。10月初，起義軍在廣東潮州、汕頭地區失敗。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，同當地農軍會合；主要部分在朱德、陳毅率領下，轉移到湘南地區，開展游擊戰爭。
南昌城頭的槍聲，像劃破夜空的一道閃電。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、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，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。自那時起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，就英勇投身為中國人民求解放、求幸福，為中華民族謀獨立、謀復興的歷史洪流，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。
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（八七會議）。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。這是一個正確的方針，是黨在付出了大量鮮血的代價后換得的正確的結論。出席這次會議的毛澤東在發言中突出地強調：“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。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�！�
八七會議是一個轉折點。他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，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。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。
八七會議后，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，恢復和整頓黨組織，發動武裝起義。
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、改組省委并領導秋收起義。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，將參加起義的各路武裝5000余人統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，于9月9日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。在攻打中心城市長沙受挫后，毛澤東果斷改變計劃，率部隊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，主持召開前委會議，決定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。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，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。
9月29日，毛澤東領導起義軍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，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，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，實行民主制度，在政治上官兵平等。由此開始改變起義軍中舊軍隊的習氣和不良作風，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，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。
12月11日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、葉劍英等領導發動廣州起義。起義軍一度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，成立蘇維埃政府，但終因敵眾我寡，第三天即告失敗，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壯烈犧牲。參加這次起義的革命伴侶周文雍和陳鐵軍不幸被捕。1928年2月，兩人在廣州紅花崗刑場舉行了悲壯的婚禮，從容就義。
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。實踐再一次證明：面對國民黨新軍閥在中心城市擁有強大武裝的形勢，想通過城市武裝起義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。
到1928年初，黨還領導了其他一系列的武裝起義，比較重要的有:海陸豐起義，瓊崖起義，黃安、麻城起義，東固起義，戈陽、橫峰起義，萬安起義，湖南起義，桑植起義，閩西起義，確山起義，渭南、華縣起義等。這些起義雖大多數由于敵強我弱、領導者實行錯誤政策或客觀條件不成熟而失敗，但表明革命的火種是反革命軍事鎮壓撲滅不了的。因為這是正義的、符合廣大人民要求的。一些起義部隊在數省邊界地區的偏僻山村堅持下來，開展游擊戰爭，為以后紅軍和根據地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。
紅軍的反“圍剿”斗爭
紅軍和根據地的頑強存在和迅速發展，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。蔣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據地和紅軍發動了多次大規模“圍剿”。
國民黨軍隊“圍剿”的重點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毛澤東、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。1930年10月起，蔣介石調集10萬多人，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“圍剿”。紅一方面軍4萬多人，采取“誘敵深入”的作戰方針，殲敵1.3萬人，成功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“圍剿”。
不久，蔣介石又指揮20萬軍隊，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“圍剿”。紅一方面軍仍堅持“誘敵深入”方針，1931年5月16日至31日，連打5個勝仗，橫掃700里，自贛江之畔直達福建建寧，共殲敵3萬多人，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“圍剿”，進一步擴大了中央革命根據地�！捌甙倮矧屖迦�，贛水蒼茫閩山碧，橫掃千軍如卷席�！泵珴蓶|氣勢磅礴的詩句，生動地記述了這一鼓舞人心的勝利。
6月間，蔣介石自任“圍剿”軍總司令，調集30萬人，發動第三次“圍剿”。紅一方面軍歷時3個月，殲敵3萬多人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第三次“圍剿”。此后，贛南、閩西兩塊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，擴大到跨20余縣的廣大地區。
受紅軍勝利的影響，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.7萬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起義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，在國民黨軍隊中引起很大震動。
這時，其他根據地的反“圍剿”斗爭也取得勝利。
在鄂豫皖，從1930年冬到1931年夏，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兩次“圍剿”。1931年11月，根據中央決定，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為紅四方面軍，徐向前任總指揮，陳昌浩任政治委員，全軍近3萬人。
在湘鄂西、贛東北、湘贛、湘鄂贛、瓊崖等根據地，也都取得反“圍剿”的勝利。與此同時，西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、謝子長、習仲勛等經過艱苦斗爭，創建了陜甘邊根據地和陜北根據地（后發展為陜甘根據地，又稱“西北根據地”），使中國革命根據地的布局發生了變化，不僅在南方有革命根據地，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據地。這對中國革命后來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。
紅軍在反“圍剿”斗爭中，形成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；集中兵力，各個殲敵；“打得贏就打，打不贏就走”，在運動中發現敵軍弱點，速戰速決等戰略戰術思想。這些戰略戰術思想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之上，解決了紅軍以劣勢兵力和落后裝備戰勝強大敵人的問題，是對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的杰出貢獻。
